
1900年夏天,天津、北京一带满是焦灼的气息。洋枪洋炮震耳欲聋,城头旗帜易主,街巷间议论不断,有人忽然压低声音说:“听说了吗?程廷华死了,被洋人的排枪打倒。”消息沿着胡同传开,很多练拳的人愣在当场,有人只吐出一句:“那孙禄堂以后怎么办?”这一年,他四十一岁,从河北穷苦农家出走数十年,拜遍名师,成名在外,却在国难面前猛然发现,个人武艺再高,也挡不住密集的枪林弹雨。
这种无力感,其实贯穿了孙禄堂的一生。从少年求生,到中年成名,再到晚年失望,他被称作“真实武圣”,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少神乎其技的传奇,而是因为这一生走得很难,却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武术的那股“犟劲”。
一、幼年坎坷:从磕头讨棺到立志习武
1860年,孙禄堂出生在直隶完县(今河北保定完县一带)一个贫苦农家,原名孙福全。家里地少人多,靠天吃饭,他能进私塾读书,已经算难得。1865年,他刚在私塾坐稳板凳没几年,父亲因病去世,家中连棺材钱都拿不出,七岁的孩子一下子被推到生活的前线。
那一场为父讨棺的磕头,成了他记忆里抹不掉的一幕。母子二人挨家挨户叩首,跪得额头青肿,终于换来一副薄棺。有人说,那时的孙家孩子跪着跪着忽然不哭了,只是死死咬着牙。后来他回想这一段,总是提到“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”这句话。对于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,这句古话不是什么大道理,只是他亲眼看到:只要肯下苦功,总会有一点结果。
父亲草草下葬后,家里更加穷困。看着母亲背弯得越来越厉害,他提出要出去做工。年纪虽小,却已经懂得,这个家要有人扛起来了。很快,他被送到附近地主家干活,身份是童工,地位与牲口差不了多少。
在地主家,挨骂挨打是常事。稍有慢一点,皮鞭就招呼在身上。也就是在那段日子,他萌生了一个朴素的念头:如果能学点拳脚,起码能护住自己,不至于任人欺负。这个念头,看上去简单,却一点点把他从“窝囊挨打的小孩”推向了“天下第一手”的路上。
有一次,邻人闲聊时说起不远处李各庄有位李拳师,腿法出众,愿意收徒。话音刚落,瘦小的孙福全心里就有了主意。他趁着空闲,咬咬牙,独自往李各庄跑去。
那次拜师,他是直接跪下的。据后来流传的说法,当时少年扑通一声跪倒,连磕几个响头,只说一句:“师傅,我想学武。”话不多,却透出股倔劲。李拳师见这个孩子眼神里既有怯意,又有一股决心,便点头收他为徒。
从此,他白天给人打杂,晚上在空地上练腿。迎面腿、十字腿、摆莲腿、弹腿、二起脚、旋风脚……日子一天天过去,他练到腿肿、脚麻、浑身大汗。三年下来,李拳师发现,这个孩子在基本腿法上的熟练程度,已经不输甚至隐隐超出自己。
有意思的是,孙福全真正的“转运”,偏偏是在苦难之中悄悄酝酿的。他在李拳师引荐下,陆续跟着几位师傅学内功、轻功、暗器,底子越打越牢。他整个人也慢慢从瘦弱少年,长成了一个肩膀挺直的小伙子。
然而,生活并不会因为一个人肯吃苦,就立刻眷顾。1872年腊月前后,他十二岁,母亲重病在床,家里无钱医治,每一声呻吟都如针扎。他越想越绝望,甚至觉得是自己无能,才拖累了母亲。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,他拿着一根绳子走到村外枣林,系在树上,决意一死。
命运在这里又拐了一下。第二天清早,有路人发现,赶紧救下他。那人看着这个吊了几个小时还没断气的孩子,心里多少有些惊讶,随手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塞给他,说了一句大意是“以后好好活,别再胡来”的话。看似平常的一次搭救,却给了孙福全和他母亲一点喘息的机会。
带着这点钱,他和母亲辗转来到保定,投奔姑父,在毛笔作坊里学做毛笔。白天做学徒,勉强能养家糊口,母亲的病情也有所好转。可他无法放下练武,收工后必定在空地上打一套拳,把一整天的郁闷都砸在拳脚里。
二、拜名师成名:形意、八卦与“磕头拜师”
在保定的毛笔厂,孙福全的人生迎来了另一个关键转折。有一天,他照旧在空地上练拳,一位来访的拳师张瑞恰好路过,看见这个孩子走拳打势,步伐稳,发力准,不像一般玩票一番的样子,便多看了几眼。
张瑞一边看,一边在心里盘算:“这孩子不错。”那会儿的老拳师挑徒弟,有时甚至比挑女婿还严格。没想到,他看着看着,竟真的动了“干脆结个亲”的念头。张瑞后来提议,将自己的女儿张昭贤许配给这位勤奋的小拳手。
两人见面之后,彼此并不排斥,甚至还挺投缘。不过,当说到婚期时,这个年轻人提出了一个要求:“能不能等到我二十八岁再完婚?”这句话放在当时,多少有些冲撞礼俗。按常理,大人听了要不高兴,女方更可能觉得受了冷落。
但张昭贤的反应有些特别。她沉默片刻,只说:“男儿以立业为重,你这样想,没有错。”这种理解和支持,在后来成了孙禄堂(他改名在此之前不久)的重要支柱。婚后,她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,甚至常常在旁边陪练,不因丈夫沉浸练功而有怨言。
张瑞看女婿越看越顺眼。等到孙禄堂基础更扎实些,他又想着把自己交往多年的好友李魁元介绍给这年轻人。李魁元何许人?那是形意拳大师郭云深的高足,号称“半步崩拳打遍天下”的弟子之一,名声极响。
临行前,张瑞提醒道:“他肯不肯教你,就看你的造化了。”这话并非虚言,那个年代的名家收徒,讲究缘分和眼缘。孙禄堂听在耳里,心里倒更沉稳,到了地方,照旧用他最笨也最诚恳的方法——磕头。
他推门一见李魁元,先跪下,再连磕三个响头。这种“老实劲”,在武林中有时比嘴上的花哨更管用。李魁元扶起他,看清眼神里那股倔强,心里已经有了答案:这个人可以教。
形意拳看起来动作不复杂,但讲究内在理法和劲路。没有足够专注,很难练到家。为了打牢基础,孙禄堂天天站“三体式”,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。久而久之,腿如木桩,心如一根线,外人看着觉得近乎痴傻。
五年左右,他已把形意拳练得相当娴熟。李魁元不仅把十二形拳、“杂势捶”、“安身炮”等真本事一股脑儿传给他,还发现自己在实战上的很多体会,对方都能马上领会,并举一反三。有一次,两人在院中对练,李魁元收势后笑着说:“你这几手,已经超过我当年的样子了。”
到这一步,师傅也知道,再留徒弟在自己手里,反倒耽误人。于是,他写了一封亲笔信,介绍孙禄堂去拜郭云深。那封信后来被孙家人视作宝物,里面不光是字,更是两代武人之间的信任。
见郭云深那天,场面大致类似:推门,跪下,磕头。不同的是,这一次,孙禄堂的脚步已经无比笃定。郭云深听完来意,接过信,看着眼前这个弟子候选,心里也起了波澜。后来的八年里,他几乎寸步不离这个徒弟。
八年,换作旁人早就熬不住了。日复一日的桩功、反复揣摩的发劲、各种步法转换,外人看着枯燥无聊,他却越练越迷。内功、轻功、形意一路打通,达到了难得的火候。郭云深到晚年,甚至直言:“你已经超越我该教的范围了,再往前走,要看你自己。”
在这种提携之下,孙禄堂又接触到了八卦掌。他拜程廷华为师,继续打磨步法和身法。后来坊间流传一句玩笑话:孙禄堂的功夫,是磕出来的——每拜一位名师,都得先在地上“咚咚咚”敲过三回头。
说笑归说笑,这种拜师方式,其实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武学观念:学艺要下苦功,先放低身段。靠嘴皮子、靠故事,是撑不起真本事的。
三、乱世身影:国难、实战与“天下第一手”
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,整个中国局势越来越紧张。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压力一层接一层,北方地区尤其动荡。1900年前后,八国联军进京,城池失守,士民惊惶。就在这个时段,孙禄堂赶往京城,要探望恩师程廷华,却听到一个冰冷的消息:程师被敌军排枪射杀于街头。
一个以身法、掌法闻名的武人,倒在了成排的枪口前。这一幕,给孙禄堂心里,打了个大窟窿。他之前一直相信,只要中国人练好武术,就能自保,不再任人欺侮。可眼前事实清楚不过:个人身手再高,面对现代火器,也显得苍白。
他带着压抑的情绪回到故乡完县,门不出户,心里翻来覆去就一件事:习武到底有什么用?这一点,对于很多当时的武人都是现实问题,不只是技击是否有效,更是“武人该怎样面对新世界”。
几个月的沉思后,他做出一个有意思的判断:枪炮厉害归厉害,人的胆气不能垮。如果全民胆怯,再好的枪也握不稳。武术不能挡炮火,却能打出骨气,让人敢站出来。这个想法稍显理想化,却契合当时不少人的心态——国弱,人更不能软。
心结暂解,他再次走向京城,应师叔、形意拳名家耿成性邀请,前往“四民武术社”授拳。自此,他在京城一带名声渐起,开始更系统地研究“实战”。他和一些拳师反复切磋,试着把传统套路中的虚花剔掉,保留更适用的东西。
在这个过程中,他被肃亲王请进王府担任武师。按照当时的说法,这已经算是很体面的差事。肃亲王对他评价极高,曾对旁人说:“此人有圣人气,士大夫也不及。”这类赞语难免有些拔高,但多少反映出一点:孙禄堂并不只会打,还带着一股子书卷气和规矩感。
庚子之后,他对比武中的“输赢”看得淡,也开始刻意避免与人死拼。有不少人慕名上门试拳,他的做法很有特点:该接招就接,但一律点到为止,不把人打伤。每次动手后,他都会与对方交流心得。久而久之,这种风格反倒给他带来更多尊敬,人们给他起了个响亮称呼——“虎头少保,天下第一手”。
值得一提的是,从武术史角度看,他真正走红全国,还得从东北任幕宾时期说起。1907年前后,他奉东北三省总督徐世昌之聘,做幕宾兼武术顾问。在关外那几年,他把心思都放在实战研究上。
俄国大力士彼得洛夫之战,就是这一阶段发生的。据记载,彼得洛夫身材魁梧,在当地颇有名声,擅长摔跤和力量型武技。两人试比那次,场内挤满了好奇的观众,大家普遍心里那根弦是:洋人强,中国人弱。
交手时,孙禄堂没有搞大场面,只用简洁一招,将对方借力打翻。这一幕让很多旁观者看傻了眼。有人当场感叹,说原来洋人也不是打不倒的。从这一点看,这次比拼的意义,已经超出个人输赢,更像是一针强心剂。
然而,需要强调的是,这类“比武”,严格说仍属于切磋性质,非生死搏杀。双方有监护人,有约定规则,不以置人于死地为目标。后人动不动就往“生死战”“一招毙命”的路子上讲,多少带点夸张成分。
两年后,他随徐世昌返京,名声更盛。各门各派来试探的人络绎不绝,有的是佩服,有的是不服,也有想借机扬名的。孙禄堂心里明白,一旦比拼搞成门派冲突,对国家局势无益,对武术本身也不利。因此,他反复提醒自己,点到为止,尽量以交流化解矛盾。
四、两度对日比武:盛名背后与“非生死实战”的争议
进入1920年代,中日关系更趋紧张。日本国内鼓吹“武士道”精神,希望通过比武等形式,宣扬自家的武技优势。1921年前后,日本大正天皇一方有个想法:要证明日本武士道的强大,就得击败中国“天下第一手”。
1923年,日本武术高手板垣一雄奉命来华。他在本国曾三夺武术比赛金牌,身材高大,力气惊人,又有“大正天皇特级勋章”加身,自视不低。据传,他出发前放出狠话:“要以刚力制服孙的太极柔力,还要拧断他一只胳膊。”
到了中国,他通过使馆递上一封战书,措辞礼貌,却锋芒毕露。信中大意是:“阁下为中国武坛名家,今奉天皇之命来华访问,愿与阁下一决高下,切望勿辞。”表面是“访问”,实际就是挑战。
而这一年,对孙禄堂个人而言,正是打击最重的阶段。1922年,他的三子孙务滋在太仓中学任体育教员,指导学生高低杠时,因器械断裂,锈螺丝刺入肋骨,引起破伤风,不治身亡。这个儿子在他心中地位极高,既懂武,又受过新式教育,被视作最理想的衣钵继承人。
葬礼上,六十三岁的父亲扶棺大喊一声“老三”,声如霹雳,随即吐血。有人说,那一声喊,把他半条命都喊没了。偏偏就在这种身心俱伤的情况下,板垣的挑战书寄到他手里。
“战,还是不战?”这是他在屋内反复琢磨的问题。弟子担心他身体吃不消,有人试探着说:“师父,要不就推了吧?”据说他只是淡淡回了一句:“个人的丧事,是家中的事。板垣一雄来,是仗着天皇的名头,关乎国家体面。”
当夜,他又走进习武场,重新开始实战演练。有人悄悄站在门外,听到里面脚步声、呼吸声比以前更沉稳。到了第二天,弟子惊讶地发现,他的眼神里又有光了。
比武那天,中日双方都派代表监护。板垣身着柔道服,气势汹汹;孙禄堂则一如平常,瘦削、沉静。比武前寒暄几句,他客气问:“先生远道而来,不知以何种方式较量?”这话看似礼貌,实则等对方先亮底牌。
板垣提出一种极不对等的比法:让孙仰卧地上,一手压于身后,一手放在胸前,自己骑其腹部,用双手压死其上手,只要孙能起身便算赢。这样的方式,从公平角度看,确实偏向挑战者,难度不小。
弟子们听完都愤愤不平,觉得这是欺人太甚。孙禄堂却不动声色,只说一句:“既然先生这样提,那就按此试试。”他平躺地上,按对方要求摆好姿势。
裁判数到“三”,他借内家拳的整劲,先用肩、腰微微一抖,左手翻拧从背后抽出,再以指点其下腹部要害。力量不重,却借着对方身体重心的变化,将板垣掀出几尺之外。厅内观战者忍不住发笑,板垣自己也被惊得不轻。
再次对试,结局也是类似:孙禄堂只用中等力度,把一身蛮力的对手摔得站不稳。板垣负伤不重,却清楚知道这个中国拳师的分寸。走下场时,他面色灰白,嚣张劲全无。
第二天,他又来了,这次带着厚重皮包。见面就深深一揖,态度与前日判若两人:“孙先生神功盖世,在下佩服,愿拜入门下。”皮包打开,是大量银元。孙禄堂扫一眼,语气客气却坚决:“我从不收外国弟子,请多见谅。”对方再三请求,他只回答四个字:“我说一不二。”
这场比武,让“天下第一手”的名头更加响亮。也正因为名声太盛,1930年秋,日本又派六名武士赴上海,再次请战,意在替板垣“雪耻”。当时孙禄堂七十岁,按照古语,已经到了“古来稀”的年纪。
比武方式与前次类似,只是难度翻倍:他平躺,五人同时按压,另有一人作裁判。规定时间内,只要他能从地上起身,就算他胜;若起不来,则承认技不如人。这种比法,从严格搏击角度看,仍是示技性质,并非你死我活的对决。
裁判刚喊到“三”,他忽然鼓足一口真气,四肢如蜈蚣般倏地一点,借八卦身法一滚一绕,整个人从地上弹出,五个按他的人反被掀翻,东倒西歪。六名武士见状,惊骇之余,只剩佩服。
几日后,他们带来重金,希望聘请他去日本讲学,月薪一个数字相当可观。他给出的回答与七年前一样:只教中国人。这种坚持,在今天看来或许显得狭隘,可放在当时民族积弱的环境下,就容易理解了。
值得说明的是,不论与俄国大力士,还是与日本武士的交锋,从现存记载看,都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或重伤致残的程度。更多是一种技术比试与民族气节展示。后世有些说法,把这些比武渲染成“生死决战”,甚至虚构出“一掌击毙”“点死穴”之类情节,与事实存在差距。
在孙禄堂自己的观念里,习武应以强身、励志为主,而不是逞凶好斗。他一再告诫弟子,切忌恃技凌人。这种态度,与他晚年强调的“三严三同”一脉相承:严格锻炼、严格要求、严守武德;同门之内、之外以及同道之间,一视同仁。
他在拜师会上常常提高声量问弟子:“若遇歹徒欺人,敢不敢挺身而出?”弟子们照例齐声答:“敢!”这类问答,看似简单,却透露出他心中的标准:武术之用,不在街头炫技,而在必要时撑起公道。
五、晚年凄凉:衣钵难传与突然离世
随着年岁渐长,孙禄堂回到完县老家。他继续授拳,弟子广布,几乎各省都有他门下的传人。表面看,是“桃李满天下”的局面,但他心里并不踏实。
最让他遗憾的是,真正能理解他“宗旨”的接班人,却始终难以出现。三子务滋早逝,那是他心中最理想的继承人。另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弟子海桂元,是张作霖的贴身秘书,颇具悟性与胆识。结果,1928年皇姑屯事件中,张作霖被日军炸死,随行人员多有罹难,海桂元也未能幸免。
这样算来,他看重的两个衣钵人选,一个死于意外伤病,一个死于炸弹。有人感叹,这是命数。但从孙禄堂自己的角度看,更像是一种“力不从心”的失落:算尽拳理,却护不住最看重的人,这大概是老年武人心中最重的一块石头。
1933年10月,中日局势进一步恶化。国民政府在压力之下,同意与伪满洲国通车、通邮,并禁止一切抗日活动。很多有家国情怀的人都感到失望,孙禄堂也不例外。据传,他对身边人说过“有心讨贼而无力回天”之类的话,话不多,却能看出内心的愤懑与无奈。
两个月后,1933年12月16日,他在家中安然离世。比较特别的是,之前医生检查他的身体时,还说脏器功能与普通青年人无异,没有重病迹象。因此,他的去世在外界看来多少有些突然。
也正因为这种“突然”,后人中出现了许多猜测。有种说法称,他早年与人比武失手伤人,对方子孙多年后寻仇,暗中点了其“死穴”,让他数年后中招而亡。这种故事一听就很“武侠”,符合民众对武学高手的想象,却缺乏可靠证据。
从史料与家属回忆来看,他临终前并无剧烈挣扎,更多是一种体力渐弱、心气耗尽后的自然离去。长期忧国忧民,再加上晚年亲友凋零,衣钵难传,一位老人心中那根弦,终究绷不住了。
回望孙禄堂的一生,常被提起的标签有很多:孙氏太极创始人、内家拳集大成者、“天下第一手”。这些称呼固然响亮,但如果只盯着这些光环,反而容易忽略一个事实——他并非神仙,更不是“刀枪不入”的武侠人物,而是经历了七岁丧父、十二岁轻生未遂、四十多岁国难当头、六十多岁丧子之痛的普通中国人。
他没能改变时代的走向,也没能让中国武术在短时间内脱胎换骨。在近代火器面前,他的拳脚确实有限。然而在当时那样的环境里,有一个人愿意把几十年心血倾注在拳理整理、身体锻炼和精神鼓舞上,坚持“不恃武凌人”“只教中国人”,本身就是一种倔强的选择。
与其把孙禄堂捧成“刀枪不入的武圣”,不如承认:他只是尽力把手中这点本事做到极致,既教人练筋骨,也想撑一把民族的骨气。能做到这一点,在那样的年代在线炒股配资看必选,已经不容易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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